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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法》也是平臺經濟競爭法
瀏覽次數:59發布時間:2019-10-12

法制日報

楊東 (中國人民大學國發院金融科技與互聯網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2019年8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頒布一周年。這一年,筆者在訪問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期間,國外的專家學者、政府官員和教授對我國的《電子商務法》給予了高度關注和評價。在一定程度上,作為全世界第一部真正意義上關于平臺經濟的綜合性立法,它不僅是對電子商務單一領域的立法規制,而是關于平臺經濟的綜合性立法。《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平臺經濟規范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9〕38號)將互聯網平臺經濟界定為生產力新的組織方式和經濟發展的新動能,38號文的諸多內容吸收了《電子商務法》的相關條文和法律思想。因此,《電子商務法》對于促進平臺經濟規范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法律意義。

筆者作為全國人大財經委《電子商務法》起草專家小組成員,除了負責電子支付相關條款起草和研究之外,還積極主動提出了規范電商平臺競爭的立法建議并被吸收采納,還設計了具體條款,撰寫了立法釋義,最終形成了目前《電子商務法》第22條和第35條的條款。同時,本人也承擔了2014年國家工商總局反不正當競爭法修改重大項目的互聯網新型不正當競爭行為子項目,具體設計和參與了新《反不正當競爭法》(2017)第12條互聯網不正當競爭等條款的制定。但是一年來,我發現實務界存在較為嚴重的誤讀現象。在該法頒布一周年之際,為正本清源,作為起草組成員,筆者認為有必要提出幾點理解:

首先,實踐中對第22條和第35條解讀過于狹隘,普遍認為僅是為了規制“平臺二選一”而制定。在立法過程中,當時綜合運用了歷史、社會等多種考察方法,并未將“平臺二選一”的糾紛作為立法背景加以考慮。實際上,從3Q大戰開始便出現了“平臺二選一”的行為,筆者參與了2011年3Q大戰專家論證和訴訟相關環節,也較早地發表了相關論文,所以一直在研究互聯網平臺的競爭問題。而“平臺二選一”行為只是其中一方面,并非《電子商務法》第35條規制的重點。而是在整個平臺經濟發展的背景下,平臺之間的競爭愈加激烈,并且第35條起到了對于《反壟斷法》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條款的彌補性作用。因為,《電子商務法》首次正式規范了社會數字經濟時代到來以后平臺經濟可能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包括占有很高的市場份額的平臺可能會形成并濫用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

其次,“平臺二選一”本身也是一種商業慣例,作為正常的商業活動,不能借用《反壟斷法》或《電子商務法》第22條和第35條簡單地加以規制。應當看到創新性的平臺產生了巨大的流量和市場份額,反壟斷法的震懾作用因其內在的不完備性而削弱。平臺經濟存在特殊性和復雜性,因為全世界到現在還很少認定一個平臺具有市場支配地位,雖然歐盟對Facebook、Google處罰,但是法院層面的認定還沒有判例可循。以《反壟斷法》認定平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存在困難,但是適用《電子商務法》第35條,卻是可行的選擇。該條可以彌補3Q大戰當中司法機關審判過程當中立法依據的不足,填補了對平臺經濟的壟斷規制不足的問題。在全球平臺、數字經濟立法例當中,并未存在較多的立法先例,也沒有許多司法實踐和判例。在此情形下,我們更應看到該條的立法優勢和意義,它絕非僅針對“平臺二選一”的問題,而是站在數字經濟、平臺經濟規范發展的框架下,進行全方位地綜合性地規范。

第三,基于上述背景,可以通過《電子商務法》第35條實現對整個平臺經濟的有效規制。平臺通過單方的不合理的限制、協議、獨家銷售協議,包括視頻、游戲等行業協會形成的聯盟,對于小型游戲、視頻平臺采取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和做法,可以使用第35條來加以規范。《電子商務法》第2條規定,電子商務是指通過互聯網等信息網絡銷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務的經營活動。而只有金融類產品和服務,利用信息網絡提供新聞信息、音視頻節目、出版以及文化產品等內容方面的服務不適用該法。起草組專家前瞻性地考慮到電子商務是一個寬泛的領域,例如,電子商務、搜索引擎、操作系統、通訊社交、共享經濟、智能服務、游戲直播等平臺,都可以被涵蓋在電子商務的概念之中,均可以納入電子商務法規制范疇。在平臺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電子商務僅僅是一個現象,只有把電子商務的概念擴大解釋,才能夠涵蓋更多的創新平臺。《電子商務法》在平臺經濟中具有非常超前的價值,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將發揮有效的規制功能。38號文延續《電子商務法》第35條的立法理念,提出了創新監管理念方式,實施包容審慎監管。在結合38號文的前提下,為了促進平臺經濟的健康規范發展,我們接下來需要合理地制定第35條有關的實施細則,特別是要更加合理地看待平臺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的各類問題,絕不能囿于“平臺二選一”的問題。因此,對于平臺經濟當中發生的損害市場競爭的、以大欺小、無法認定市場支配地位,但是,認定市場優勢地位濫用行為,可以通過《電子商務法》第35條來加以規制。

最后,當前平臺經濟中出現的有關數據爭奪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之下,如何在《反壟斷法》還沒有修改的情況之下,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加以規制,即便《反壟斷法》修改后,也難以對這些新型平臺有所規制。在這種情況之下,對于平臺經濟中已經發生的案件要加以分析和探討,而不僅僅著眼于電商平臺,更多的是對于消費者可能遭到損害的領域有所思考、有所研究。本質上,平臺與數據多元性、信息結構以及數據的各種特殊屬性存在密不可分的聯系,這些平臺都是巨大的數據流量入口,可能會產生一定的壟斷問題。規制平臺經濟,也要著力營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因此,數據本身、數據的必要開放和集中是應當受到鼓勵的,但是不能利用數據集中后形成的數據流量優勢,損害其它小型創新性平臺利益,破壞市場競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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